东京前线

中評論壇:疫後中日韓合作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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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香港615日電/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不久前通過騰訊會議雲視頻舉辦座談會,邀請國家外文局《人民中國》副總編輯陳言、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前駐日參贊)呂小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大慧教授、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教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研究員、山東大學中日韓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教授與會。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王鍵主持。與會者圍繞中日韓三國如何加強區域合作、構築"東亞命運共同體"等問題,各自給出了精辟的見解。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6月號以《疫情衝擊下的中日韓合作》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郭偉峰:致辭

  東亞問題一直是我們中評社重點關注的問題。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類都必須面對、更是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抵禦的病毒,但是我們看到,有關疫情在美國、在西方已經被政治化、污名化,有識之士都擔心今後的國際格局中出現"逆全球化"的變局,疫情對國際政治、世界和平的衝擊力度不可輕視,需要作深度的觀察,並提出應對之策。而中國與東北亞如何加強區域合作,構築成為抵禦"逆全球化"衝擊波的堅強堡壘,是當務之急。中日韓三國衹有排除千難萬難,早日成功構築"東亞命運共同體",才有可能在堅守全球化上占據高地,以及在世界發展進程中掌握主動權。

  期待各位專家就中日韓合作發表高見,我代表中評社、代表我們的讀者,對各位老師今天的蒞臨表示衷心的感謝。

  王鍵:開場白

  感謝各位參與今天的研討會,今天的題目是"疫情衝擊下的中日韓三國合作與東亞命運共同體"。所以,研討會聚焦的是中日韓三國,我先簡單講兩點。

  第一,中日韓三國進一步加強合作抗疫

  自2020年初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中日韓三國即刻啟動中日韓公共衛生合作機制,矢力同心,始終保持著密切的抗疫合作互動。221日,中國疾控中心CDC與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舉行電話會議,通報雙方各自的國內疫情情況。226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就新冠肺炎疫情、衛生合作及撤僑等諸多議題舉行電話會談。同日,王毅又與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舉行電話會談,就兩國共同合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在華韓國人隔離措施等議題交換意見。

  312日,中國疾控中心CDC、韓國疾控中心和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舉辦三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術電話會議,就有關確診病例解除隔離和出院標準、增加社會距離措施、武漢市社區物資供給方式、抗病毒藥物有效性及特殊人群防護措施等展開討論。

  320日,中日韓三國外長舉行特別外長視頻會議,就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開展務實合作達成重要共識,對下一階段的中日韓三國公共衛生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有助於進一步強化三國的公共衛生安全建設,對於構建東亞地區共同應對公共衛生安全威脅的國際合作機制,也具有重要意義。

  早在2007年中日韓就建立了以三國衛生部長會議為核心的中日韓公共衛生合作機制,三國衛生部長會議由三國輪流主辦,原則上每年一次。此外,在三國衛生部長會議舉辦同期,還由中國疾控中心CDC、韓國疾控中心和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三方聯合舉辦"中日韓傳染病論壇"201912月,在韓國首爾舉辦的第十二屆中日韓三國衛生部長會議上,三國再次就進一步完善緊急時期下的共同行動計劃,協同合作應對傳染性疾病,以及繼續強化信息快速共享、加大地區公共衛生威脅監測和推動應對疫情威脅的能力建立等方面達成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日韓三國間的抗疫信息共享和適時反應充分驗證三國公共衛生合作的積極成效。從目前的總體情況來看,中日韓三國是疫情爆發後反應最為迅速、控制疫情擴散效果卓有成效的國家。在三國政府分別採取一系列有效抗疫措施之外,中日韓三國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更發揮出積極有效的作用。

  中日韓三國攜手抗疫,既是東亞鄰國在風雨同舟中的同甘共苦,亦體現出東亞文化共有的價值認同,更進一步詮釋了東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要義之所在。疫情不分國界,在疫情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獨善其身。中日韓三國互為比鄰、唇齒相依,在面對危及人類生命安全的危難時刻,在疫情長期化、全球化蔓延的趨勢下, 中日韓三國唯有進一步加強合作抗疫,患難與共、守望相助。

  第二,審時度勢,應對疫情對中日韓經濟帶來的嚴峻挑戰和衝擊。

  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與中日韓三國經濟帶來重大衝擊,4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報告,預測全球經濟將萎縮3.0%。中日韓三國經濟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因而,嚴控疫情擴散、復工復產和預防疫情反復是中日韓的當務之急,但疫情長期化、全球化趨勢給全球產業鏈以及中日韓製造業供應鏈帶來嚴峻挑戰和衝擊。危機中亦蘊藏著機遇,這也將推動中日韓三國製造業分工合作新機制的形成,中日韓需要以更緊密的合作應對疫情及其嚴重衝擊經濟的"雙重威脅"。三國應提升戰略信任、摒棄抵牾、審時度勢、共克時艱,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使三國經濟從更寬鬆的市場准入中受益,促進三國經濟儘早復甦。面對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的重大衝擊,作為區域大國的中日韓應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合力推進RCEP談判進程,促進RCEP成員國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應對潛在的金融風險,維護WTO為核心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

  在中日韓三國合作抗疫的基礎上,三國應從經濟領域的功能性合作轉向為範疇廣闊的制度性合作,三國應攜手推進區域合作,構建東亞命運共同體,降低疫情的負面影響和"逆全球化"的衝擊效應。中日韓應以公共衛生合作為"突破口",同心協力,推動觀光旅遊、教育衛生等民生領域的務實合作,充實東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

  此次疫情雖然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三國的經濟互動與人員流動,但這肯定是暫時和有限的。現在看,三國疫情目前也基本得到控制,而三國利益高度融合,供應鏈和產業鏈銜接緊密,相信此次疫情之後,三國合作潛力將加速釋放,合作的空間與範疇將進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與深度將進一步提升。

  當前,中日關係、中韓關係以及日韓關係之間仍存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在中日韓合作抗疫的拐點上,三國政治經濟領域的各個層面都存在著諸多結構性矛盾和不協調。因此,面對合作抗疫大勢以及錯綜複雜的三國關係實況,中日韓既要"穩妥改善",也要"儘快提升",既需"協調",更需"合作"。疫情在產生負面影響的同時,在客觀上也有推動地區公共安全合作機制建設的一面,中日韓三國公共衛生合作在全球抗疫形勢下具有代表性。我們堅信,中日韓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積極努力為深化三國合作提供新動能、新思考、新發展。經過這場疫情的考驗,中日韓經濟將重拾活力、同心勠力,三國國民的相互尊重與彼此信賴將進一步增強,也將推動三國關係向更高層次發展,三國全方位合作將增添新內涵、登上更高的歷史新台階。

  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2020年初疫情爆發至今,人類對它的知識需求早已經超越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範疇,體現出更深更廣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向度與複合效應。當前,疫情長期化、全球化趨勢仍在持續,且其影響效應仍將持續更長時間,疫情危機現實推動地區國家之間密切合作,共同面對公共衛生安全威脅與挑戰,而處於尋覓方向、尋求共識、尋訪舟楫的中日韓關係的改善與提升也將在這一背景下持續推進。

  下面有請呂小慶會長發言。

  呂小慶:疫情中日本的"三變"與"三不變"

  從對日本疫情的觀察來看,我認為日本的疫情有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奧運延期前後(324日),第二個是美國疫情大爆發,及本國爆發前後(47日緊急狀態),日本疫情受到內部與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有強有弱,雖然有力的措施有限,但由於日本的國民素質和面對災情的體制,還有醫療水平,隨著疫情的蔓延,日本還是防止了歐美式的爆發。綜合對日本疫情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日本的疫情是可控的,因為衹要對三個要素進行控制就可以控制疫情,第一隔離、第二檢測、第三治療。首先,從隔離來看,日本儘管沒有強制隔離,但老百姓基本可以做到自我隔離。第二,雖然我們有懷疑,但是日本的檢測是有序的。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治療也是全球領先的。

  下面,我想談一下疫情之下的日本的"三變"與"三不變"。第一個"不變"是自民黨安倍政權的強勢沒有改變,甚至更加強化。第一,疫情的全球性,日本做到了較好的控制;第二,安倍政權沒有明顯的犯錯和失誤;第三,疫情當中確實需要強權政治和強人政治。第二個"不變"是日本的社會輿情沒有改變,社會基本穩定不變。第三個"不變"是日本最重要的對外關係----日美同盟關係沒有改變,甚至沒有動搖,這點和國內不一樣。

  從"三變"來看,第一個"變"是經濟的變化,由於疫情的蔓延和奧運的停擺,使得日本這種外向為主、內向消費的經濟遭到了多重打擊和重創。首先,與中國不同,日本和中國同為世界工廠,中國稍微偏低端,日本偏高端,但是中國同時又是世界市場,但日本談不上;其次,疫情更多的是高端市場、高端需求受到打擊,因此對日本的打擊更沉重;第三,東京奧運會的延期,給了日本非常重的純負債成本,這種成本的影響會漸次顯現。

  第二個"變",是中日關係的改善勢頭被按了暫停鍵,雙邊關係的發展進程被延緩。首先,習近平總書記訪日延期,以及圍繞高訪推動國家關係發展的重大國事被擱置。原本這輪始於2017年的中日關係改善,主要是高層引領、基層呼應的背景;第二,訪日遊客的巨大民間良性互動態勢戛然而止,以東京奧運會為平台的中日民間關係改善的難得契機消失;第三,因疫情而大大強化的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抗,日本主流社會輿論選邊立場明顯,疫情強化了這種意識形態。"山川本異域,風月難同天",前者既是人文歷史的,也是同情弱者的;後者是現實政治的,也是常態化的。我想提一個要點,就是日本國民對華負面認識的加劇,與中國國民對日認識大幅度改善的巨大溫度差,將對中日關係,特別是對我國涉日政策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我國正常對日政策產生來自中日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牽制和壓力。日本國民對華負面認識的加劇,與中國國民對日本認識大幅度改善的這種巨大溫度差,將對中日關係,特別是對涉我、對日政策、日對我對我國的涉日政策將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我正常對日施策,將產生來自於中、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的牽制和壓力。如果做一個國民調查,我估計我們對日本的好感可能會超過50%,去年9月份做的那次是46.99%,這次我估計能達到60%了。日本對我們的好感是15%,現在估計下降到10%了。

  第三個"變"是日本對中國國家能力認識的變化,出現了新觀察和新思考,主要來自日本一些資深記者,還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對這一次中國雷霆萬鈞、全民一致抗疫並取得難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靜的觀察和重新的認識,對華"制度強勢"(制度)、"國情適應"(國力)、"民情配合"(團結)有了新認識。首先,長期以來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兩個極端認識的壟斷,被"中國特殊論"的觀察與認識(新認識)所打破;其次,中國有著自給自足的強大韌性;第三,中國有一種超乎想象的動員能力。

  最後,我想談的,是疫情中及疫情過後,中日關係對我國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從經濟上看,首先,中日經濟合作化危為機,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的合作,對世界經濟的修復及恢復,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這個西方集團的"經濟中間派",對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後對我國的孤立甚至封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最大限度地減少和縮短我國可能持續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國有資金、有技術、有市場,日本缺資金,但是有高端技術,有國際聲譽,疫情過後聯手大力推進第三方合作,是中日雙方的需要,疫情之後的強化實質合作,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戰略機遇。

  從人文交流來看,我們要藉勢而上,主動造勢,積極作為,在策略上把積極因素擴大、放大、甚至誇大在此次中國疫情早期對中國的聲援和支持及幫助,主動影響和促進日本對華的國民感情的改善。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支持東京奧運會,在虛實兩個方面都要下氣力,這是推動和改善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難得機遇,無論對中日關係的現實與長遠都是必要的。

  王鍵:感謝會長,呂小慶會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因長期在日本工作,他的觀察經常會傳遞很多第一手的東西,謝謝。接下來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大慧教授發表高論。

  黃大慧:從新冠疫情透視中日國民感情的溫差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其傳播速度之快、防控難度之大、影響範圍之廣非常罕見,甚至被聯合國秘書長稱為"二戰以來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情況下,中國由於採取積極果斷的防控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抑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而日本,在疫情防控問題上,雖不如中國那樣果斷有力,但相比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是採取了比較嚴格的措施,疫情並沒有迅速蔓延和失控。當然,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在此次疫情的衝擊下,雙方的經濟生產和生活都深受影響。

  這次疫情的大爆發,也對中日關係產生了影響。2018年以來重回正軌的中日關係摁下了暫停鍵,原定中國領導人的訪日計劃被迫推遲。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中日兩國作為近鄰,彼此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感人畫面。

  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日本各界向中國提供了數量較多的口罩、護目鏡、防護服等各種醫療物資。不僅如此,執政的自民黨領導人還表示,"日方願舉全國之力,不遺餘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幫助,與中方共同抗擊疫情。衹要日中兩國團結合作,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安倍晉三首相甚至動員自民黨國會議員捐資幫助中國抗擊疫情。而在日本民間,聲援中國抗疫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等詩句標語,以及"旗袍女孩"鞠躬募捐的視頻,感動了無數中國人。

  日本方面的善意舉動,被中國各種媒體廣泛報道,家喻戶曉,營造出了"患難見真情"的友好氣氛。中國社交媒體上一片感激之聲。當然,中國政府也表達了對日本的謝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甚至藉用"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的詩句,來表達回饋日本之意。

  事實上,當日本疫情嚴重之後,中方也迅速向日本施以援手。除了捐贈大量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之外,還捐贈了大量檢測試劑盒和檢測儀器等。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作為對日本善舉的回饋,中國對日本的援助,遠超日本援華多倍,二者不可同日而語。很顯然,中國對日本的這種援助,對於後者抗擊疫情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肯定和謝意。

  然而,與中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對日本的善舉,卻沒有被日本媒體更多報道,而日本政府甭說進行宣傳,甚至鮮有公開提及。如此一來,日本民眾對於來自中國的援助,知之甚少,也就根本談不上會受到多大感動,要表達多少感謝了。在此,必須指出的是,日本對來自中國台灣地區的援助,卻大肆報道,有意宣傳,以增進彼此感情,拉近彼此關係。這種情況不止發生在今天,即使是2011"3·11"大地震時,日本對台海兩岸的做法也如出一轍。

  有人說,通過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中日雙方扭轉了根深蒂固的敵意,增進了國民之間的感情。不過,這種說法並不夠準確,或者說並未反映中日國民感情的真實情況。事實上,就中日國民感情而言,發生變化的主要是中國民眾的對日感情,而非日本民眾的對華感情。換句話說,是剃頭挑子----一頭熱。

  近年來,伴隨中日關係趨穩向好和重回正軌,中國民眾的對日感情逐步回升。民調顯示,已有四成多中國民眾對日本持有好感。通過這次疫情中的守望相助和積極報道,中國民眾的對日好感有了進一步提升。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日本國民的對華感情,很難通過這次疫情得到改善。因此,我們不應懷有不切實際的奢望。的確,在中國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有許多日本國民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說顯示出相當的同情。甚至,還有像鳩山由紀夫、福田康夫、村山富市等政要,公開對中國表示聲援和支持。對此,中國各種媒體也進行了積極報道,甚至可以說,他們的聲音被放大或誇大了。必須指出,他們未必能夠代表日本政界的主流聲音。毋寧說,日本政界的主流,在中國疫情嚴重時,一時保持了沉默。實際上,不限於日本政界,日本社會上對華友好的聲音,也被一時放大或誇大了。我們絕不能因此把日本的少數當成多數,把非主流看成主流。必須正視沉默的大多數。否則,很可能誤判日本的政治生態和社會輿情。這樣,對中國不利,也對中日關係不利。

  還必須指出,過去十年來,我們一般衹注意到,隨著中日經濟此消彼長,中日GDP實現了大逆轉,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幾乎與此同時發生的,還有中日國民感情的大逆轉。對此,我們重視得不夠,或者說予以忽視了。各種民調顯示,過去三十年來,日本民眾的對華好感從七成多降到了不足兩成,反過來說,對華沒有好感的日本民眾則從不足兩成上升到八成以上。環顧全球,日本對中國的觀感最為負面。這不能不令人表示憂慮。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國民對華感情惡化到如此地步,絕非一朝一夕和一時一事所致。換言之,是影響中日關係的各種因素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其中,既有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舊有因素,也有國力消長帶來的結構性因素。因此,要想改善日本對華政策的社會民意基礎,任重道遠。

  在這次疫情當中,還有一點值得關注,那就是日本所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可以說,日本的對華援助之所以引起中國民眾的積極反應,除了中國上下積極宣傳報道的因素外,日本政府藉機積極開展公共外交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視。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在安倍晉三當政期間,日本倍加重視開展公共外交,甚至將"宣傳外交"提高到了戰略的高度。日本的"宣傳外交"或"外宣戰"主要是針對中國進行的。過去,日本自認為是,衹會做不會說,有損國家利益;而現如今是,既要做也要說,甚至少做也要多說。僅就這次疫情而言,日本對中國的援助,不僅遠少於中國對日本的援助,也比不上其他一些大國的對華援助,但實際上給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日本是最多的,並且還改善了中國對日國民感情。

  俗言道,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換言之,關係親不親關鍵在民心。透過這次疫情,我們進一步看到了中日彼此國民感情的落差,也進一步認識到了國民感情之於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面向未來,要想延續來之不易的中日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並使之行穩致遠,除了要繼續築牢中日關係的經濟基礎,還要夯實兩國友好的社會民意基礎。當然,透過這次疫情,我們也應從日本的公共外交中有所啟示。我們的公共外交不能缺位。

  王鍵:感謝黃教授,黃教授的發言非常精彩,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觀察角度。剛才在北京的呂小慶會長和人民大學的黃大慧院長作了發言,今天出席會議的還有復旦大學的胡老師和山東大學的牛老師,所以從地域上來講,我們建議轉移到上海,請胡令遠老師給我們發表高論。有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日本問題專家胡老師。

  胡令遠:疫情下中日韓關係的新機遇

  首先,新冠疫情給中日韓三國改善關係提供了新機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彌補了一個短板,產生了兩個效應"。所謂"彌補了一個短板",就是原先陷入低谷的中日韓之間的國民感情得到一定改善,特別是中日之間。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儘管也有一些雜音,但總體上東亞三個國家守望相助是基調。所謂"產生了兩個效應",即第一,雖然因為疫情習近平主席本來4月份的正式訪日可能推遲到秋季;但在中日兩國因為疫情國民感情得到很大改善的基礎上,實現習主席對日本的這次歷史性訪問,對於推進構建契合新時代的中日關係,可以說提供了更好的民意基礎。第二個效應,體現在一個長期或者說深一點的層次。即這次中日韓三國之間民意的改善,其出發點和歸宿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道主義和國際道義,也即不是常態下的情況。這種基於疫情產生的民意改善對解決三國之間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能夠提供多大助益,目前難下論斷。但我認為民意改善為三國間一些結構性或者說剛性問題提供了一個柔性化處理的契機,是確實存在的。此外,雖為民族國家,但事涉人類生死存亡必須共同應對所產生的命運共同體之實感,也為最終解決這些所謂剛性問題,提供了重新思考的空間。人類既要直面作為民族國家的自己,也要超越其間的窠臼,才能更好地應對來自自然界或人類自身的重大挑戰。

  說到國民感情的改善,舉一個有實感的小例子。我指導的一個韓國研究生畢業回國有一年多了,平時基本上沒有什麼聯繫。在中國疫情爆發後,她突然聯繫我,主動提出要給我家人寄口罩。當頗費周章地把口罩寄到上海時,韓國疫情爆發而中國已經緩解。所以我就在郵局當場留了部分韓國產的,又加了些中國產的,返寄回去。連在場的郵局工作人員,對此也感慨不已。疫情中東亞三國守望相助,固然與各國政府的引領有關,但民間各個層面自發的互動互助,特別是原先就有基礎的諸如友好城市、平時交往密切的社會團體、企業、高校之間的互動互助,匯成了同舟共濟的樂章。如前所言,雖然不能期待三國之間的固有矛盾因為本次疫情而得以根本改變,但為部分緩解這些矛盾,進一步改善雙邊關係、加強東亞合作,在民意方面創造了一定基礎,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可能加速日本在戰略取向上的平衡調整。理由有三:一是特朗普秉持的單邊貿易理念,實際上損害了以貿易立國的島國日本的根本利益;二是新冠疫情應對中美國的糟糕表現所暴露出的危機管控、社會治理、軍事安全等種種問題和弊端,進一步弱化了日本對美國的信任度;其三,新冠疫情的衝擊勢必促進包括中日韓FTARCEPCPTTP等在內的區域經貿合作平台建構的進程。對此,美國並非喜聞樂見,而中日韓加東盟的合作必然得以強化。特別是東亞三國疫後調整產業布局,使產業鏈免受突發公共危機重大影響,與上述區域合作平台的建構是密切相關的。基於以上理由,自小泉純一郎執政以來日本總體上在中美之間向美一邊倒的戰略取向,有可能逐漸朝雖然依舊向美國傾斜,但也注意中美平衡度的方向調整。

  第三,疫情激活認識和處理東亞三國關係的新維度。新冠疫情中,西方工具理性思維與中國的人本主義理念在應對疫情上的舉措和效果,彰顯了文化差異的張力。同時,疫情中中日韓三國傳統文化紐帶的共感性發揮了特殊作用,廣為傳誦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即為一例。相信疫後中日韓三國在認識和處理相互關係的過程中,東亞曾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園這一傳統人文紐帶的作用,作為政治、經貿之外的一個新維度應該會得到強化。就中日兩國而言,首先會加快落實去年就建立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所達成的各項共識。

  最後,再建應對人類非傳統安全危機平台或成為中日韓合作的新機運。新冠疫情使整個人類面臨戰後以來最大生存危機,全球通力合作戰勝疫情,是目下人類的不二選擇;同時,疫後再建權威、高效應對威脅全人類生存的公共衛生危機管理機制平台,也必然是整個人類的一致訴求。而位居世界GDP前三的美中日三個大國,以及接近世界前十的韓國,都必然負有難以推卸的巨大國際道義責任。但同時,無論是在目下的疫情中,還是在疫後重建上述機制平台時,中美之間的博弈都顯而易見。當此之時,作為美國傳統盟友的日本與韓國,在事涉人類生死存亡同時又性屬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上,應該並有望在中美之間發揮獨特的協調作用,並成為中日韓未來合作的新機運。

  王鍵:謝謝胡老師。剛才三位老師基本上是從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的角度就中日關係發表了深度的看法。剛才胡老師講的最後一句話,其實就是今天會議的一個主題。現在在中美關係中,日本很為難。其實這也給日本帶來機會,日本在中美之間可能要搞平衡。現在有一個詞叫對衝,日本其實2018年就在中美之間開始對衝了,這是這個疫情可能為解決中日之間的一些剛性的矛盾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柔性的手段,我覺得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下面我想請陳言教授專門就疫情對日本的經濟衝擊、對中日韓的經濟合作衝擊以及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未來的合作走向表達看法。陳言教授是搞日本經濟研究的,也在日本大學當過教授,對日本經濟有獨到的觀察,請陳教授發表高見。

  陳言:疫情對日本經濟衝擊巨大

  疫情對日本經濟的衝擊巨大。3月份日本財務省發布了一些數字,通過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日本經濟倒退非常快速,而且史無前例。數字顯示,日本游樂園下滑96%,電影業下滑68%,鐵路交通下滑53%,飯店下滑36%等等,可以看出服務業受到的打擊非常的嚴重,疫情得到控制之後,數月的經濟收入減少,讓服務業受到的嚴重打擊,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後其恢復速度可能會很慢。而日本服務業在整個GDP中占比比重非常的大,服務業不能夠得到快速回升的話,整個日本經濟的回升則很可能非常的緩慢。

  日本的出口出現了較大的下滑現象。對經濟總體的判斷,在20201月的時候為"恢復"2月維持了"恢復"的判斷,但進入3月後,突然改為"惡化"。使用"惡化"這個詞,則是19996月以來,在相隔了21年後的再度使用,經濟狀況非常的艱難。

  根據日本財務省發布的數字,3月份的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11.7%,進口減少5.0%,這還衹是在3月份疫情爆發初期這一比較穩定的情況下的結果。到了4月和5月份,日本的進出口、整個服務業的下滑會出現更嚴峻的狀況,會給整個日本經濟帶來巨大的壓力。

  日本最大的出口項目就是汽車。從公布的數字看出,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減了23.7%,對歐盟的出口減少21.0%。這僅是剛剛開始,我估計4月份、5月份,日本的汽車出口數量可能要下滑到目前的一半,並且很難找到其他可替代的出口產品,因為找不到可以彌補汽車出口方面損失的替代品,整個日本出口業受到的打擊將非常的大。

  中日之間的貿易中,汽車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但除此之外還有化工、機械方面產品和技術。目前,日本的很多工廠已經停產了,如果這種停產長時間繼續,從日本進口相關化工或者機械產品就會變得非常的困難,會影響整個中國經濟復甦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讓日本損失了本來能夠擴大對華出口的機會。日本經濟之艱難會在4月、5月進一步呈現出來,而且解決問題、改善狀況有一定的困難。

  日本這次在應對疫情的相關經濟政策上面,開始提出拿出108萬億日元給社會以補償,但仔細查閱其內容,發現很多屬於注水。像稅負的延緩交付等等的,不是減稅,衹是延了半年或者一年的繳納時間,並沒有真正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日本依舊以發行赤字國債的方式來解決目前的困難,這種方法給日本的財政帶來了新的困難。但是除了現在這種赤字方式之外,日本也沒有其他的好方法。

  日本本來應該通過技術革新,讓經濟尤其是製造業方面的技術得以改進,實現整體經濟的進步。但是在今天我們依舊在5G、自動駕駛、新材料或大數據等方面,看不到日本企業的積極投資,也看不到國家對這些方面的技術革新給予更多支持。在落後的技術條件下,日本想在經濟上獲得比較大的進步,其實現的可能性會比較小。

  這和日本政治問題有很大的關聯。201212月安倍晉三當選首相以後,其政權已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表面上非常的穩定。安倍周邊人員的固化,使得安倍政府在對待疫情的時候出現了評估上的錯誤,比如突然宣布中小學停課,給日本民眾帶來了極大困難。很多家長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工作,回到家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倍突然在3月份提出給每戶家庭發兩個口罩來防止親屬間的感染,這更令人匪夷所思。在過去的一、兩個月時間內,本來應該把較多的時間用在準備口罩、人工呼吸機等醫療物資設備上,但是安倍政府明顯準備不足,經濟和政治上的對策矛盾頻出,未能充分體現民意。

  安倍政權目前還能維持現在這種穩定的狀況,但是已經幾次在政策的出台上先後出了一些問題,而且今後繼續出台新的政策,同樣前後矛盾,也更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政策上的朝三暮四,不能與民眾溝通、不能與媒體和在野黨充分協調,制定出的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穩定特點。很難保證安倍政權今後在應對疫情方面,不出現較大的錯誤。

  2011年,日本民主黨執政時,在核電站問題上先後出台的政策,就有較大的失誤,這讓民主黨政權就失去了民意,接著日本就出現了長期混亂的狀況。可以想象的是,日本會再度進入到混亂狀態。

  日本政治上的混亂,可以從財政赤字政策、技術革新的滯後等方面看出來,更能從安倍政權在新冠問題上的對應很不得民意這點看清楚。混亂、失去民意都不足以讓日本經濟迅速出現好轉的態勢。這是我對日本經濟有時會持一種比較悲觀的態度的主要原因。

  最後,我也談談中日韓相關的問題。

  日本一直不肯使用"一帶一路"這個詞,也沒有用"命運共同體"這個說法。雖然有"第三方合作"、"第三方的中日共同開拓"等等說法,但是一直沒有在中日之間形成一個共同的新概念,沒有用新概念來為今後的中日關係的構築樹立起一個目標,沒有讓兩國共同前行的態勢。但是這次疫情出現之後,不論是對日本、韓國還是中國,大家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共同抗擊新冠病毒。

  建議中日韓三國建立起一個有關疾病治療和養老等的共同平台,這種平台的構築,比"一帶一路"或"命運共同體"能讓日本普通市民聽起來更容易理解,他們會認識到這件事、這個概念和我個人及我的國家有著緊密的關聯。也許這個概念的提出,更容易讓日本、韓國願意共同建設治療新冠肺炎方面的平台,大家對於三國合作更有積極性。今後國家領導到日本訪問,推動中日外交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時,在談"一帶一路"、"命運共同體"時,先提出打造共同的防疫養老平台,在這個平台之上構築"一帶一路"及"命運共同體",可能會比直接提出"一帶一路"等,對普通日本國民會更有一種號召力。

  在這個時候,我們特別需要得到日本媒體、日本政界、學界的支持,但是日本媒體對我們還比較敏感。在這次的疫情的報道上,我所看到的日本媒體並沒有重點報道我們集中力量做大事、在武漢拯救生命、救助相關的患者時體現的犧牲精神、奉獻精神等等,他們更多把報道放在了信息的不公開等方面。日本國民長期看這種報道,可能就會影響對中國好感度的提升。

  國際上有一種勢力說,這次的疫情首先是從中國爆發出來的,中國對此有巨大的責任。國外政治家的甩鍋、媒體的炒作,讓國外民眾有不少對中國的誤解。現在需要我們在國際輿論場上發聲,用國外讀者喜聞樂見的語言方式、行文手法,寫出真實的中國狀況。相關方面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很多。

  王鍵:謝謝陳言教授。陳言教授剛才講到的,媒體要多做日本輿論的工作,這一點我們大家都有共識。這次疫情中體現出中國公共外交確實還需要補課,特別是在中日韓三方互動中宣傳中國政府正面信息方面,我們做的確實遠遠不足。剛才前面三位老師也講過了,其實中國疫情剛暴發的時候,出現了有人在日本街頭給我們募捐、一些日本朋友給我們捐贈口罩,這些人更多的是在日的華人、在日的中資機構等,他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總體上給中國國民的感覺,就是日本社會充滿了對中國的正能量,當然我相信很多日本老百姓確實是充滿同情。反觀我們自己對外的公共外交宣傳確實需要加強,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其實我們對外宣傳的部門也沒少做工作,但是沒有深入到日本的民眾心裡。

  接下来請姜教授發言。大概20多年前,我看姜老師發表的是有關日本經濟方面的文章,後來姜老師更多關注的是東北亞經濟,特別是去年在上海參加東北亞論壇,姜老師發表了有關東北亞經濟的高見。在我印象中,姜老師在東北亞經濟方面的見解是相當高深的,所以就冒昧跟姜老師說希望來談一下中日韓經濟方面,有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發表高見。

  姜躍春:疫情使中日韓未來合作空間變大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將加速世界經濟秩序和格局的演變。把這次新冠疫情說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也不為過。因為這確實是一個全球戰役,因為它已經涉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受傷害者已經達到數百萬人,衹不過敵人不是人而是病毒,因此我們都應該認識到疫情對世界的改變。這次疫情將特別使得某些大國在世界領導力和影響力層面,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一方面,全球經濟的重心或是發展中心將更加迅速地向亞太地區轉移;另一方面,大國之間的競爭將變得更加激烈。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可能會因為這次疫情也將發生重大變化或轉移,最明顯的就是涉及到各國安全的產業,可能要加速轉回本國。國際經濟規則將受到更加嚴重的衝擊。疫情對世界經濟整體的衝擊前所未有。根據IMF對全球經濟預測的最新數據,全球經濟預計今年增長率是-3%,美國今年的增長率會達到-5.9%,歐元區整體上更糟糕為-7.5%,其中最嚴重的可能是法國。中國第一季度是-6.8%,但是全年可能是正增長,在全球經濟中仍然會是增長最好的經濟體之一。

  本次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與歷次經濟危機有相當大的不同,比如,它與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相比至少有幾個不同點:第一,最明顯的差別在於這次的經濟危機屬於經濟自主"停擺"。是為了應對疫情,封國封城,經濟停擺,是一種自主行為,但2008年的經濟危機是經濟體系本身出問題,是美國藉貸市場泡沫破滅引發一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第二是本次經濟危機是供給端方面的問題,並不在需求端。歷史上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都是需求端問題,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是我們傳統對經濟危機的認識,但這次問題出在供給端,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第三,由於各個國家疫情狀況不同、應對策略不同,經濟恢復也會出現不同步特點,當然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新冠疫情是造成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疫情控制得好,經濟可能就恢復得快,如果控制不好,經濟萎縮時間就會持續延長。第四,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現在是全球唯一一個控制住疫情的國家,正在復工復產,雖然存在後續影響,但總體來講現在中國很多製造業復工率達到80%90%,這次中國不僅是新冠病毒的首個受害者,也將是全球經濟的首個"扛旗者",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如果中國能夠維持經濟的較好增長,對全球經濟整體運行具有重要的意義。

  疫情將對全球化造成嚴重衝擊,但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在此之前已有一些"逆全球化"動向,經過疫情衝擊這一動向將表現得更加明顯,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出現收縮動向。美國政府在幾年前就開始了製造業回流本土的呼籲,日本及其他國家也出現了把某些產業轉回國內的動向,輿論方面否定全球化的聲音也在不斷增大,所以可以說,當前全球化所面臨的衝擊很大。但我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但不排除全球化的形態會發生某些變化。因為驅動全球化的最大內在動力是技術革命,回顧人類歷史即是工業革命、技術創新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衹要技術革命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就難以改變。此外,資本的逐利本質也將推動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未來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形式可能會出現某些變化:其中一個變化可能會形成兩個體系的全球化,或者說兩個半全球化,一個可能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一個可能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還有一種形式,是以區域化為中心的全球化形式。

  疫情也將加速大國關係的調整和促進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將更加推進新業態、新產業的加速出現。"網絡經濟"、"宅經濟"也越來越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中日韓三國在這次疫情中會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從挑戰的方面看,中日韓合作障礙簡單講四個。第一是互信問題,第二是產業之間的競爭問題,第三是實現區域合作的標準問題,第四是"去中國化"。這裡我要說明的是,在"去中國化"方面,日本和美國的目的和做法是完全不一樣的,美國的目的在於跟中國脫鈎,但日本不是,日本更多的是產業結構和分工在東亞地區的調整和重新布局,日本決策層基本都認同,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日本是機遇的說法,日本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很深,它不會有與中國經濟真正脫鈎的考慮。事實上,日本的這種產業結構區域調整,不是現在開始的,2012年中日之間發生"撞船"事件以後,特別是日本單方面宣布"國有化"導致兩國關係急劇惡化以來,日本就實施了所謂的"中國+1"的戰略,當時就有些日本產業外流到東南亞了。如果說那時日本產業外移是為了應對海外"政治風險",那麼本次疫情導致的日本企業"撤離"更多的是為了日本企業的"經濟安全"所為。

  疫情也為中日韓三國帶來機遇。首先,去年年末的成都峰會凸顯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深化合作的共同意願。儘管近年來中日韓三國之間的每對雙邊關係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和摩擦,但在國內國際環境均在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成都峰會上,三國首腦均表現出了對三方深化合作的共同意願。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出席第七屆中日韓工商峰會上強調,"日中韓三國並非三國時代的魏、蜀、吳,不是相爭關係。希望攜手共築'新的三國時代'"。韓國總統文在寅則強調,三國將以互惠共榮的力量打破全球低增長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瓶頸,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實現共同繁榮開啟新的時代。尤其是三國領導人共同發表的《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該文件內容非常豐富,從三邊談到地區,從地區談到多邊,最後一個總體的目標就是要維持三國之間的整體振興和到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這將作為綱領性文件,對三國今後十年的如何加強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新冠疫情發生之後,中日韓三國政府、企業和民間多個層面相互支持、相互馳援的行動和故事,一方面驗證了去年成都峰會的深化三國合作的共識,更重要的是為全球抗疫樹立了典範。

  其次,"新型肺炎"讓人們看到了中日韓守望相助的一面。今年年初,中國發生"新型肺炎"疫情之後,日韓兩國對中國表現出的大愛精神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難以忘記的印象。安倍就公開表示,要全力支持中國抗擊疫情。韓國總統文在寅深情表示,"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1月中旬開始,來自日本韓國的醫療救援物資先後抵達武漢,在來自日本的捐贈物資上,寫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的字樣;在來自韓國的"抗疫"物資中,也寫有"肝膽每相照,冰壺映寒月"的古詩。這些來自日韓政府的表態和民間的行動都讓中國民眾"非常感動"(華春瑩語)!、"疫情"在日韓兩國蔓延之後,中國政府幾乎在第一時間,給日本送去了急需的核酸檢測試劑盒。中國官方表示,儘管中國抗擊疫情處於關鍵時刻,但我們願意盡所能向韓國、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日韓抗擊疫情的努力中,中國不會缺席"。今後中日韓將在完善和強化衛生防禦協調機制、互通疫情信息、交流防控經驗、診療方案設計、藥品疫苗研發等方面深化合作。在本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中,中日韓三國"同命相連",三國真正做到了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為今後建設亞太命運共同體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三國在抗疫過程中的不和諧聲音,但這些聲音畢竟不是主流。

  再次,中日韓具備深化合作基本條件。中日韓在地理接近、文化相通,且擁有基本相同的社會價值觀。因此加強合作有較深的地域優勢和基礎。一是三國有較好的合作基礎,迄今為止,中日韓三國已建立了多個部長級會議和各種對話機制,特別是三國自2011年起設立的中日韓合作秘書處,為促進三國合作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截止到2018年,三國之間的貿易已經達到7200多億美元。2018年,日本、韓國分別是中國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國;2018年中日韓相互投資超過110億美元,人員往來超過3100萬人次。日韓分別是中國第三、第二大新增外資來源國,韓日分別是中國第三、第四大遊客來源國,中國也是日韓第一大遊客來源國。如此經貿關係和人員交流為三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向世界展示出了鄰國之間加深合作互利共贏的成功典範。二是三國仍然有較強的互補性。日本是亞洲唯一的發達經濟體,它有多項核心技術在全球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韓國也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其工業水平處於中高端,中國儘管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但多數產業仍處於中低端水平。三方在產業、技術、勞動力成本的諸多方面各有所長。如果能夠取長補短,定能共同發展。三是在全球面臨秩序轉換、格局調整、大國關係劇變、國際規則重建等一系列變革中,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經濟體的中日韓三國不僅在三國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在亞太地區和全球層面也存在著很多共同訴求,因此,未來三國在多領域多層面多地區的合作空間巨大。

  最後,關於中日韓聯合"抗疫"的對策思考。一是加強抗疫合作,共渡新冠難關。中國作為本次疫情的"先行者",也是全球最早疫情"清零者",是全球疫情控制的希望所在。儘管現已取得階段性勝利,但境外輸入病例仍呈上升勢頭,如何控制疫情二次爆發是中國面臨的緊迫課題。日本本土疫情正處"爆發期",新增病例成倍上升,中日兩國應在抗疫經驗、診療方案、漢方交流、新藥研發及疫苗攻關等方面進行合作,取長補短、聯合攻關,不僅為兩國控制疫情提供成功的經驗,也將為世界消除新冠肺炎的不斷蔓延提供聯合抗疫的成功範例,為世界抗疫帶來信心。二是強化產業溝通,確保關鍵環節暢通和平穩運行。中日韓三國作為東亞地區產業鏈的核心國家,在地區及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都始終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疫情在全球不斷升級,很多國家採取"封城"、"封國"措施,影響全球產業鏈正常運行的情況下,如何維護東亞地區價值鏈的運行、不給地區國家經濟帶來"斷供"是中日韓共同面對的課題,三國應加強海關、檢疫、商務和外交等部門的對話與溝通,在確保有效控制疫情擴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確保兩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基本穩定運行,最大限度地減少供應鏈"梗阻"對三國自身及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三是繼續區域及全球合作。疫情在全球的不斷升級,必將加劇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中日韓作為東亞地區重要國家和世界上的重要經濟體,對區域發展和世界經濟走勢均負有重要責任。一方面繼續關注和推進區域全面合作夥伴關係(RCEP)的進展,在15個成員國已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爭取今年年內實現該協議的正式簽署。另一方面,面對全球經濟劇烈動蕩和急劇上升的衰退風險,中日韓三國應該繼續加大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溝通與協調的力度,共同維護地區及國際貿易秩序,在遏制地區和世界經濟陷入衰退方面加強合作,做出貢獻。

  王鍵:謝謝姜老師,正聽得上癮,突然戛然而止了。姜老師講到包括中日韓三國合作抗疫等對策建議,還要再同時加強中日韓本身的合作,特別談到了中日韓FTA等等,談得很全面。下面我們有請山東大學牛老師。牛老師在山東大學,山東是離韓國比較近的,而且牛教授是山東大學中日韓研究中心主任。據說山東大學的中日韓研究最出色、最有活力,所以我們聽聽牛老師對朝鮮半島的分析。剛才前面的五位老師,他們基本上是以日本為主,闡釋中日經濟、中日關係,那麼向您請教中日韓三國方面的一些問題。

  牛林杰:疫情對韓國的影響及今後韓國對外政策走向

  韓國是繼中國之後爆發新冠疫情較早的國家之一。我認為,韓國政府對這次疫情的應對是比較成功的。截止到420日,韓國纍計確診病例一萬零六百多例,現在每天新增病例都控制在兩位數,並且是以輸入型為主。可以說,韓國已經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根據相關科研機構的統計數據,韓國公共衛生系統在全球排名第九,在亞洲排名第一。在這次疫情中,韓國的公共衛生系統也確實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我們從韓國的疫情變化時間線可以看出,從第一例病例出現到後來大邱新天地教會出現超級傳播者使韓國疫情迅速擴大,韓國政府在不同的時間點都採取了有效的應對措施。韓國在應對疫情中首創車內采樣法,大幅提升了檢測能力。另外,從總統到總理都非常重視對疫情的防控,總理親自鎮守大邱,疾控中心負責人被譽為"國民英雄"。總的來講,韓國對疫情的早期研判非常準確,政策措施也很得當,國民積極配合,防控效果非常好。但這次疫情也確確實實對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政治方面,疫情出現之後,雖然政府的應對可圈可點,但是保守的在野黨仍然把疫情政治化,無端攻擊執政黨和文在寅政府,加重了韓國社會的分裂。415日,韓國舉行國會議員選舉,得益於控制疫情措施得當以及控制住疫情的良好成績,執政的共同民主黨獲得了300個議席中的180個議席,占3/5的席位,大獲全勝。在韓國憲政史上,通過正常選舉獲得國會3/5的席位這還是第一次。這一選舉結果意味著除了修憲之外,執政黨的所有政策都可以在國會直接通過,這對文在寅政府後半期的執政十分有利。同時,文在寅總統的支持率也攀升到了61%,刷新了文在寅執政以來的最高支持率。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這次國會選舉,使文在寅政府的執政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可以預測,今後文在寅政府執政前半期所實施的對內外政策將得到繼續貫徹和深化,不會出現重大的政策調整。

  疫情對韓國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由於韓國政府應對疫情及時,預計第一季度韓國的經濟增長率是-1.5%,疫情對韓國經濟的影響在第一季度還沒有完全顯現,估計從第二季度開始,數據會發生較大的變化。目前,國際上已經有部分機構發布了對韓國全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測,IMF預測是-1,2%,韓國經濟研究院的評估是-2.3%,世界銀行預測是-4.89%,日本野村證券預測是-6.7%。疫情對韓國經濟的衝擊最先表現在旅遊業,由於人員往來減少,免稅店、航空公司、酒店業、觀光公司等相關產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在製造業方面,汽車製造業、造船業、零部件生產等受到的影響較大。根據最新統計,韓國汽車出口同比減少43%,現代汽車已經宣布全體雇員降薪20%,大韓航空流動性資金告急,受美國股市的影響,韓國股市也出現震蕩。總的來講,這次疫情對韓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詳細數據還有待進一步統計評估。

  韓國國內疫情好轉,率先進入後疫情時代,再加上國會選舉中執政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等利好因素,為文在寅政府繼續貫徹實施既定的國內外政策提供了強勁的支撐。在此背景下,對於後疫情時代韓國對外政策走向可從中韓關係、韓美關係、韓日關係、南北關係四個方面來分析。

  韓國首先關注的將是中韓關係,重點在經濟合作。中韓兩國雙雙進入後疫情時代,兩國都急待復工復產、恢復經濟,預計韓國將緊緊抓住中國復工復產、提振經濟的機會,積極推動中韓間航班復航、經貿活動、人員往來等等。近日,韓國駐華大使已經準備和中國方面協商,計劃在武漢召開一個中韓經濟合作博覽會,推動中韓經濟合作。

  韓美關係面臨一定的挑戰。由於駐韓美軍軍費分擔問題懸而未決,導致現在有4000多名美軍雇傭的韓國人員已經停薪休職,給韓國政府造成很大壓力,下一步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受疫情影響,韓美軍演也幾乎全部暫停,韓美人員往來交流也受到影響。這些問題的解決在美國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都很難有較大的進展,像駐韓美軍軍費分擔問題,文在寅政府本來就很強硬,這次國會選舉的勝利進一步增強了底氣,在今後的談判中,如果美國方面不做出一定的讓步,將難以達成一致。

  韓日關係將繼續維持一定的張力,但是兩國在多邊領域的合作將會進一步加強。過去的一年,韓日關係非常複雜,二戰勞工的賠償問題、日本對韓國的出口限制問題、韓日軍事情報協定暫停問題等等,導致韓日關係降到了冰點。儘管美國出面進行了斡旋,但韓日之間仍然存在互信問題。短期內韓日雙邊關係取得進展不容易,但在多邊領域的合作有望進一步加強。

  南北關係將進一步緩和。文在寅上台之後就一直在推動南北關係的發展,此次國會選舉的勝利為其繼續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支撐。但在全球新冠疫情完全結束前,朝鮮不會輕易敞開大門,南北關係在短期內也很難有實質性的發展。

  關於加強中日韓合作的建議。中日韓合作正處於非常重要的時期,三國應積極克服這次疫情期間發現的問題,抓住出現的合作機遇,推動中日韓合作。

  在政治外交領域,第一,落實成都峰會共識,推動 RCEP年內簽署,務實推進中日韓自貿區的進程。第二,深化中日韓地方政府特別是友好城市合作。在這次疫情中,友城合作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在中國出現疫情的時候,韓國和日本的友城都向中方贈送了防疫物資;在韓日出現疫情之後,中國友城也向韓日友城贈送了防疫物資,形成了很好的互動。國際友好城市之間的互動,意識形態色彩比較弱,很容易被雙方國民接受,效果相當不錯。第三,要避免疫情的政治化,警惕媒體和網絡上的民粹主義言論,增進民間友好。疫情期間,韓國網絡和一些媒體對中國方面的報道和整體對中國的認知都是以負面為主,這與中國民眾對韓國的友好認知形成鮮明對比,值得引起關注。

  在經濟貿易領域,第一,建立中日韓製造業標準化三方協調機制,首先制定防疫物資規格的亞洲統一標準。疫情期間,由於中日韓防護口罩標準不同,在進出口檢驗和使用過程中出現不少問題和爭議,影響到了三國在防疫工作中的國際合作。因此,中日韓推動東亞甚至亞洲製造業統一標準非常重要。第二,在公共衛生領域,要率先實現區域產業鏈的完整性,包括防疫物資生產、疫苗研製等。後疫情時代,產業的區域化可能會進一步加強,中日韓可聯合東盟率先建設相關領域比較完整的產業鏈。第三,隨著疫情的好轉,應儘快建立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聯防聯控機制,早日開放中日韓人員的交流,特別是商務和旅遊方面的人員交流。上次中日韓外交部長視頻會的時候也提到聯防聯控的問題,現在需要儘快落實。比如在一國經過核酸檢測拿到了健康證,是否可以在這三國或是更多的國家通行,這個非常重要。隨著疫情防控工作逐步進入長期化、日常化階段,中日韓率先實現聯防聯控,對於開放人員交流、快速恢復經濟十分重要。

  王鍵:謝謝牛老師。首先表示敬佩,您準備了這樣精美的PPT,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更佳的視覺效果,感謝。您剛才提的問題,其實跟前面幾位老師講的問題基本上是一致的。比方說前面幾位老師提到了中日之間前不久出現了一種現象,日本出現了一種好像比較同情中國、也要支援中國人民的情感,但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存在。牛老師剛才講的讓我們更加明確,韓國也存在著和日本社會一樣的不客觀或者不準確的對華認識、對華感情,讓我們認識到中日韓走向命運共同體,或者東亞共同體,恐怕是非常艱難的一個任務,依然任重道遠,感謝牛老師剛才的發言。

  感謝六位老師的精彩發言。按照我們最初的設定,接下來是自由討論階段,每個人有5分鐘左右的時間把自己沒說的觀點說完,或者可以向其他學者做提問式的探討。還是有請呂會長先做一個補充發言。

  呂小慶:同處在東亞的中日韓三個國家,在疫情中對疫情發展的處理梯度不同。從疫情來看,日本總體上有危機,但也處於一個先發的優勢。剛剛大家提到一個共同的詞叫做"困難與機遇",我們要充分看到困難,也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機遇或創造機遇,不能等待機遇。在創造機遇方面中國要更加積極一點。這次疫情中各國的互動更多來自人文的關懷,來自道德,來自人類共通的情感。國家可以從這些角度做一些工作,比如中日韓之間可以做一些可操作的小事情,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國民感情。

  王鍵:接下來有請黃大慧教授發言。

  黃大慧:疫情給中日提供了經濟上的合作機遇

  這次疫情過後,中日面臨的最大課題都是經濟問題,甚至全世界面臨的首要問題都是經濟問題,而不是安全問題、外交問題或者國內問題。中日兩國都面對經濟的衝擊,加強合作的願望會特別強烈,雖然中日雙方存在很多問題,但在疫情的衝擊下,都會抓住主要矛盾,加強合作,恢復經濟。

  從這個中美日三邊關係來看,如果中美矛盾進一步激化,中美競爭擴張到安全領域,日本的外交將面臨艱難的選擇;如果中美競爭局限在經濟領域裡,中日合作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從目前看,由於受疫情的衝擊,日本會希望加強和中國的合作,換句話說,這次疫情給未來的中日合作提供了一個機遇,尤其是經濟合作方面。

  日本外交一直面臨一個選擇,就是在對美和對中國外交之間的一個選擇,也就是一個平衡的問題,如果能實現這種平衡,日本會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從中美日三邊關係看中美競爭進一步加大,日本可能會處於一個相對更有利的地位,因為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會拉攏日本。

  從中日韓國民感情問題來看,韓國對中國的好感度也是負面的,儘管比日本好一點,但短期內這種負面情感也不會消失,這也是中日韓三邊合作的一個障礙,所以應該加強中日韓三國的民間交流。中日韓的關係總是受到美國的影響,日韓長期帶著"美國的眼鏡"看中國,雖然中日兩國實力對比差距越來越大,但是日本還沒在心理層面接受這一現實,可能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王鍵:黃大慧教授剛才提到的問題其實就是,不能唯GDP論。現在有一種觀點就是唯GDP決定論,似乎中國的經濟超越了日本,就已經定勢了。前天我聽了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專搞日本經濟的一位老師的視頻講座,據他的分析,雖然日本這幾年GDP被中國超越了,但是日本真正的實力,包括在海外的資產、日本的技術創新,其實可能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衹是很多表現形式不像我們這樣都是公開的。所以我個人感覺我們對日本的經濟還不能僅僅是看GDP。下面請胡令遠老師發言。

  胡令遠:我想向其他老師提幾個問題。想問姜躍春老師,今後全球治理的赤字會擴大還是減少?想問陳言老師,美國怎麼看東亞區域合作?想問牛林杰老師,通過這次疫情,日韓之間在經濟合作或者其他方面會不會有關係的改善?

  王鍵:好,謝謝胡老師,胡老師向三位老師提問了。三位老師你們看是按照胡老師提問的順序發言,還是你們誰準備好誰先發言,可以互動一下。那就姜老師先來發言。

  姜躍春:疫情後大國競爭會更激烈

  疫情之後大國關係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尤其是中美關係。去年一個報告中提到,未來5-10年內中國的外部環境是十分嚴峻的,一個因素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對中國態度的根本性改變是2017年美國的國家安全報告,報告中明確把中國作為了戰略對手,這是美對華關係的一個標誌性轉折,之後其他部門,比如軍隊、經濟部門發布的一系列報告都是有針對性的對華政策。

  這次疫情當中又反映出來中美之間的對抗性,美國抓住疫情的"來源國"的說法,稱之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 特朗普雖然現在口頭不講,但他的謀士還在不斷地污名化中國,中美矛盾是趨於激化的。

  未來中美的脫鈎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尤其是科技領域,美國的經濟部門還在研究對華商品的種類限制,尤其是科技領域。從這個層面來講,美國的單邊主義不斷加碼,從這點來看,全球治理包括全球經濟治理赤字縮小起來很難。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另一種趨勢,比如G7國家,他們對美國的做法實際上也是有不滿的,但在美國的不斷爭取下,也有應和的一面。所以中日韓三國的聯合非常重要,不僅是具體利益上的溝通,在多邊領域合作方面也應該加強。西方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疫情中美國表現出來的傲慢、獨裁,比貿易戰時還要嚴重,越來越多的國家對美國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總之,全球治理層面上,合作的因素在上升,我們面對的壓力也在增大。

  王鍵:好,謝謝姜老師。下面接著有請陳言教授。順便我也提一個問題,你對未來中日韓FTA有一個什麼樣的基本判斷?有請。

  陳言:未來世界或會出現兩個經濟體系

  二戰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產品的製造國,但現在美國變成了一個金融服務型國家,而不是一個工業品製造國,美國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品製造國的地位後,這兩年,美國的軍事開始向後撤退,有很多基地回遷,也就是說美國在軍事上要放棄世界警察的地位。

  我們還可以看到,美國的經濟金融化以後,在遇到一個巨大的經濟危機的時候,無論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是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危機,美國受到的影響都非常大,因為它的製造業不行了,但這種情況下靠金融來維持一個國家暫時的繁榮具有非常大的風險,美元的地位可能會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挑戰,但這不是說美元完全喪失了國際通貨的力量,而是在區域化經濟實現以後,美元就不像過去那樣是唯一的突破。從美國目前的疫情情況和污名化中國的行為,可能是美國想通過攻擊中國,來顯示自身的強大,換句話說,美國今天的所有的動作是一種以攻為守的一種戰略,而不再是二戰以後或者二戰間建立起來的以進攻為主要特點的戰略。

  未來世界上可能會出現兩個體系,一個是以中國製造業為中心的經濟體系,再一個就是以美國金融為中心的經濟圈與經濟體系,這兩個經濟體系實際上沒有很多交融的地方,呈現一定程度上的脫鈎。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也沒有對FTA(自由貿易協定)抱有很積極的態度,中國韓國之間已經有了自由貿易的關係,但是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日本考慮FTA的簽署,更多的是從政治角度去判斷的,而不是經濟角度。

  王鍵:謝謝陳教授。牛老師,剛才胡令遠老師給您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們大家想問的,請您發言。

  牛林杰:疫情並未緩解韓日矛盾

  從結論上來講,這次疫情沒有對韓日化解矛盾起到任何作用,從媒體報道來看,反而是加深了矛盾 。但是文在寅勝選之後,高的支持率給了他很強的自信,他應該會適當調整韓日之間的關係。中日韓的全面的合作,推動起來確實困難重重,各個方面都面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防疫相關領域實現突破,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目前的情況來看,疫情對於中韓關係的提升是一個很好的機遇,首先,韓日之間的矛盾短期內不好化解,而且都受到美國方面的影響;第二,中韓之間的合作基礎比較好;第三,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後的對華的政策比較友好,這次韓國國會選舉,文在寅支持率的上升,國會選舉的勝利,對於他發展中韓關係提供了信心;第四,韓國現在和美、日都存在現實的矛盾,如果想在國際上、地緣政治上突破的話,中國是一個最好的方向。從中國方面來講,我們率先在短期內實現中韓關係的快速恢復,對於東亞的合作,也會起到推動作用。

  王鍵:謝謝牛老師。我今天收穫非常大,在這裡我想最後再講兩句話。第一個就是剛才姜躍春老師和牛林杰老師都提到的,這次疫情之後,中日韓在經濟上有可能向區域化,或者叫做內向化發展。我本人認為,我們提的中日韓FTA其實就是具體推動的目標。中日之間最缺乏相互信賴,日韓之間也是缺乏相互信賴,那中日韓之間存在三對關係,中日、中韓和日韓。我們探討疫情下的中日韓合作抗疫和東亞命運共同體時,也要多聽一聽日本學者和韓國學者的一些中肯的、客觀的、好的建議。

  今後我們要繼續創造機會,可以請來自日本、韓國的學者和各位老師一起交流。我們要研究中日韓的合作,需要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來探討,我們或許不能解決三國之間社會、民族的相互信賴,但是首先在媒體和學者之間,中日韓儘可能創造相互信賴、相互傾聽的環境或者是趨勢,我想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今天的會議到這裡就圓滿結束了,感謝各位!

  評論員簡介

  王鍵: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兼任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日本學會理事、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碩士(日本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日本經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台灣經濟史)。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史、台灣史與東亞區域關係史。

  陳言:國家外文局《人民中國》副總編輯。1999年日本·慶應大學研究生院經濟政策專業博士畢業。1998-2003年,萩國際大學經濟學教授。2003年回國,2003-2010年,經濟日報《經濟》雜誌主筆。2010年任日企研究院執行院長。

  呂小慶:前駐日參贊、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200310月至201411月,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主管僑務及相關政務工作長達11年,經歷、參與和見證了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以來,中日關係最為複雜、困難和跌宕起伏的一段歷史過程。

  黃大慧: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兼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亞太學會理事等。歷任日本國立政策研究院、立教大學客座研究員,神戶大學特任教授。中國著名的東亞與中日問題專家,傑出的國際關係與外交學學者。在對日政策與東亞問題研究上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胡令遠: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91年獲復旦大學與日本愛知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學位後,留校於日本研究中心工作至今。其間曾先後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日本長野大學客座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創價大學法學部客座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日關係、文化文明與國際政治。

  姜躍春:1984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經濟外交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等職。長期從事日本問題和世界經濟問題研究工作,先後兩次作為外交官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

  牛林杰:山東大學中日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中國亞洲太平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韓國友好協會理事、中國朝鮮韓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留韓博士協會副會長、韓國《亞細亞文化研究》、《韓中人文學研究》學術雜誌編委、中國社科院《當代韓國》雜誌編委。

2020-06-15